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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敬聪的博客

创业问题研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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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广东省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全国职业经理人协会联盟2009年轮值主席。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MBA客座教授,主讲《创业管理》课程,已出版《创业怎么办》、《创业不败》、《第一次做主管》、《餐饮业经营管理实用图表》四本专著,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创业问题研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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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  

2009-05-17 00:43:39|  分类: 财经资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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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3日,由时代周报、广东电视台主办、世界大师中国行组委会(广东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单位)承办的“保罗·克鲁格曼广州行”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这也是世界大师中国行继邀请世界行销之神杰·亚伯拉罕、世界谈判大师罗杰·道森、世界客户服务大师大卫·弗曼多之后的又一经济学领域世界顶级大师,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以下为克鲁格曼演讲实录: 

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 - 蔡敬聪 - 蔡敬聪的博客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 
 
克鲁格曼:(广州)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但是你们的气侯可以更友好一点,虽然已经脱了外衣,但还是很热。我会讲全球化,但不会讲太多关于广州制造业的情况,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去和未来全球化的过程,以及未来制造业是什么情况。 

我先讲一下过去,中国在过去的三年当中经济发生了转型,在这个转型当中,几乎在时间上是跟全球经济的转型是同步发生的。如果我们回溯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跟今天的格局大不相同,当时的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出口制造产品,而不太富裕的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是这么一种格局。而且这段时间成功的故事是很难见到的,我个人还记得我上经济硕士课程的时候,我说我应该主修经济发展,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帮助这些贫穷国家发展经济。但是我并没有选择这一门,因为1975年的时候经济发展还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领域,因为并没有成功的故事去激励大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地从贫困当中走出来。除了日本,在80年代进行转型,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走出来。可以这么说,经济发展它其实是一个充满失败的领域,因为并没有积极地正面成功经验可以分享。 

所有这些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崛起,真正从60年代开始的,当时规模还比较小,有一些经济体成为一些主要的制造产品出口国,原来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情况不断地发展,慢慢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南北贸易增加,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崛起,比如韩国的崛起,包括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口走向繁荣的。当我跟大家谈起全球化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反对,觉得这里有不公平的情况,觉得全球化带来一些问题。确实全球化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对这些人总是会说,其实你不记得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实际上是充满了绝望和挫折的,因为贫困的国家看不到繁荣的出路,在全球化之前是没有希望的。这时候发生了大量的改变,很多大的经济体开始崛起,中国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崛起国家。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些国家,包括韩国他们40年代也是相当地贫困和落后,而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了。 

所有这些成功的故事,也都是随着全球化而的产生,都是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带动了国家的发展,中国也是走向了这么一条道路,当然规模是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改变?世界因何而改变?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某一种程度上是贸易政策的影响,有大量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因为从5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不断地进行开放,这肯定是肯尼迪60年代的关税削减谈判的结果,有一部分也是政策理念的改变,从内式的政策转变为把眼光放向国外的政策,当然技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并不是那种IT技术,是互联网吗?但实际上全球化在互联网出现以前早就已经启动,所以并不是通信技术或者电脑技术所推动的。更多的所谓技术现代化都是跟集装箱的标准化运输有关,有一个标准的集装箱可以装上车、装上船,大大降低了装卸货物的成本,这实际上对于全球化的专业化分工以及世界的经济转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集装箱化的这种趋势使得纵向生产的分离成为了一个可能。 

我们可以把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原件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进行组装,然后又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进行销售,这种做法在40年前非常昂贵,因为装船卸船的成本非常高,今天有了标准化的做法,就变得司空见惯了。大概是30年前,我们讲到了是否有复制原来的新工业国家的成功,我们看到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我们说她们通过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成功,但是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可能性毕竟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效仿的话,市场迟早会饱和,所以不可能说中国完全照这条路走下去。而中国是走这条道路了,中国为什么成功?实际上是把生产链打碎,使产品能够销往世界市场,这个国家的市场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有惊人的世界贸易的增长和扩大,而且在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而且有非常庞大的转型。 

总的来说,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们看到1975年的时候,富有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当时贫穷国家是毫无能力改善民生,但今天来说有成千上万数以十亿计的人口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的,有些国家他们尝试过加入全球化,但是效果不理想。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做得更好,一些国家做得不理想,为什么亚洲的国家这么成功,而南美国家无法这么成功,老实说我们并不理解背后的理由,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分析的。似乎基础教育很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还有文化价值观因素的作用,对于文化的解读随着经济的变化也会随着变化。 

这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讲到中国文化价值主要是来自于她的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再讲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她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看除此以外的因素。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这是一般非常广义上的成功的故事,不仅仅跨不同的国家,毕竟在全世界我们都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成果。 

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贸易的发展速度快,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工业化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多地出口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的增长都是来自于由出口推动的全球化的进程。当然这并不以为这发展的趋势总是向上的,当经济发展迟缓的时候,世界贸易的发展会更加缓慢。可以说贸易发展是周期性的,当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或低迷的时候,就会在世界贸易里面带来更大的一个低迷,甚至还会下滑,01年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的时候,在贸易量方面有所下滑,不过很快就回升了,之后发展速度又非常地快了。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阶段是非常惊人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危机。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全球的生产产值、产品经济总量自30年以来第一次下跌,美国降了3%,德国降了4%,日本降了6%,中国可能还会向前发展,但是总体来讲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是陷入低迷。而且全球贸易量也在萎缩,哪怕看到我们这个经济的规模,我们看到跌的量非常吃惊,在危机里面下降大概20%,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更准确地来讲,可能要回到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才会看到如此大的世界贸易量的跌幅。 

我们可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意味着我们全球化的流程该走到尽头了,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这样说。我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提出一些相关的疑虑。为什么贸易量会萎缩这么大?其中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经济的萎缩,耐用消费品需求大幅度下滑,这对于非耐用品来讲对世界贸易影响更大,当然还有服务业的下滑,也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的信用体系因为这场危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也讲到过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金融市场的好时机,金融危机带来了信用危机。我们知道全球金融行业和贸易行业是依赖于信用证明的,现在的贸易信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受到了影响,所以带来贸易量的下滑,因此全球贸易量的萎缩就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些可能只是临时的现象,耐用消费品的量可能会有所程度地回升,哪怕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对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可能也会增加,因为现在的销量也不是低得很夸张,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的汽车销量,现在的销量来看,我们需要27年才能把现在的这批汽车库存卖光,换新的库存。但是我们知道一辆车不可能开27年,所以说美国人哪怕不想买新车的话,好象汽车的销量也会在未来几年有所反弹,所以我们看到的耐用消费品的复苏,还有在全球贸易方面的一些向前发展的迹象。 

当然有一些意外因素,我们要谈一谈,人们谈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谈得有点过了,看一看目前发生的一些情况,在贸易政策来讲,我们做得不错,这个我们包括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目前没有一些主流的主体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美国有一个经济刺激方案就是倾向于买美国自己制造的产品,但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口号,只是做过样子而已,并没有真正影响到贸易。更让我们觉得惊奇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她们陷入了金融危机之后,却没有像过去一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不同的。在拉丁美洲曾经有过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但是现在来看,全球都致力于自由贸易,他们不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把贸易流停滞下来,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现在在世界上可能已经不再流行,回到上世纪30年代,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当时担心大萧条会重新发生,讲到这段时期,我们就要记得,我们当时整个思考体系是不一样的,经济学角度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当时的政治和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世纪30年代我们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当时我们是反对市场经济的。而这种想法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不重要了,而同当时人们管理认为要依赖自己本地的产品。哪怕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那么成功,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开放的好处,这样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在贸易保护主义上我们并没有走得更远,这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不担心或者说我不是非常担心整个全球经济的崩溃。我几个月之前是挺担心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正在稳定下来,我们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一个可以接受的较低的层面稳定下来。我们现在失业率居高,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居高,开工率也非常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方便、简单的答案,我们的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我们有非常大的财政赤字,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不想采用经济刺激计划,不想加大政府的支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让世界经济能够重新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止跌了,但是还没想到怎么样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经济环境里,我们可能会想去减少进口,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需求,而这种吸引力的确存在,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合理的。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我们讲到了经济发展中开支的作用,从单边角度来讲,你通过保护主义说不定还有一些好处,现在西班牙她不想从德国进口汽车,想让他们的民众买西班牙生产的汽车,这可能能够帮助西班牙的汽车行业避免崩溃的威胁,所以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有它存在的基础和吸引力。还有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论辩,就是说我们要加强政府的投入和支出,如果我们的做法没有实现更多的效应,激励措施是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美国很多人在沃尔玛买东西,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个情况在全球都非常普遍,或许有些人说为什么我们在德国要刺激国内消费呢?因为我们买的东西都是舶来生产的,所以觉得这样刺激消费意义不大,这影响到了经济政策。我觉得这个不必强调得太多也不想太看重它。 

如果现在世界经济低迷下去,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里边世界经济持续衰退,如果我们到了连续四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8%、9%、欧盟国家达到12%左右,那么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会愈演愈烈。我也不确信这个情况到底会不会发生,我还是比较担心世界经济的未来和前景,因为很难看到现在这个威胁到底什么时候会终结,可能会像日本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迷失的十年一样,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抬头,会给我们沿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产品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不一样,金融的全球化也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我觉得要等待全球资本的真正自由流通倒不急,因为会带来一些风险。可能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我们不必逼迫全球资本真正自由化流通。 

假设我们度过了难关,我们对于危机有了非常好的、有的回应,度过了这场危机,我们未来会如何?以中国为例,中国目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国,现在的生产价值链往上攀升,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些行业已经从中国转向越南,哪怕中国采取这样一些转型的措施,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收入水平只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4%。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中国向价值链往上爬,从事更加高精尖端的制造业,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劳动密集型来生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范例可以学,1975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是美国水平的5%,跟现在中国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她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韩国原来在世界贸易里面的角色和中国一样,但是现在她和日本、西欧甚至美国都已经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如果你不断发展,你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肯定会往价值链的上端走。 

中国已经能够出口一些精密的高端产品,这让人非常吃惊,如果你看到中国现在的工业行业结构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可能出现,毕竟工资结构比较低,而现在我们还没有更新最新的一些数据,从而能够来看一看整个中国的垂直一体化过程,可能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产品是分成不同的部件,其中技术快密集型的会送到一些不同的地方生产,中国生产了很多电子元器件,但是这里边最复杂、最精密的一般来讲还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这里面可能是一个误解,但至少还是说明中国价值链是可以攀升的,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中国肯定会攀到价值链的顶端,她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科技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中国有一些快速的发展政策,但是却不是特别地成功。韩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她们当时在70年代末期有一个发展的政策,让她们能够在重工业有所发展,即他们所认为的高端产业。但是那个政策却不怎么成功,反而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过多的外债、过度的产能,给经济发展贴上了一个不好的标签,然后才找到了合适她的方法,就是出口行业,所以中国如果发展步伐太快肯定不合适,要有一个政策能够帮助行业的发展,我们要有基础设施,要有好的电信通讯,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在技术杠杆上向上爬,如果速度太快是不好的。 

讲了很多比较悲观的东西,因为现在经济面临危机,不过主办方还要求谈一谈贸易和全球化合作的发展,我们可能20年后就记不得这场金融危机了,我们就看到世界更加地富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我非常期待看到中国巨大的成功,我想我们也能够在未来几年里面度过这场难关,这样对中国和美国两国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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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简介: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人们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1953 年2月28日,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找回自信后的克鲁格曼初见成就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生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1978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取得成功后的克鲁格曼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 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拥有理想的克鲁格曼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克鲁格曼再次创作及影响力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由于他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for his 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s and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方面取得的成就,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大概是64岁,而克鲁格曼55岁就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克鲁格曼与奥巴马 
克鲁格曼教授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奥巴马当选后,克鲁格曼于2008年11月7日发表文章,表达对非裔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激动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奥巴马切勿听信要他延缓政策变化的建议,分析了坚持选战中提出的激进改革议程的可能性和必须性,并提出了奥巴马新政或者说新新政(the new New Deal)的口号。 

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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